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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宏墨:时代变迁中坚守的歌者

文/陈维建

 有些东西,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转变,就像一首歌,一个人,就像我所理解的黄宏墨老师和他的音乐。这是著名新加坡音乐人黄宏墨老师在中国8个城市进行音乐文化之旅期间,我对他做的专访。黄宏墨老师在访谈中体现出来的人文情怀,尤其值得正处在剧烈变迁中的中国人深思,尤其是音乐人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。

陈维建:黄老师的内地之行,受到各方关注,您在这一次旅行当中,有何收获?

黄宏墨:收获很大!以前在课本上念中国历史,都不能很深入地了解。这一趟真的是走入真正的民间,跟当地平民百姓做一个短距离的接触。从他们身上可以发现,几乎每个人,尤其是在太原那个地方,那些朋友对自己本地的文物都感到骄傲,他们都有一种参与感和成就感。这让我想起,我所在的地方缺乏那样的情怀和热情。

陈维建:在您的新专辑《借唐朝再燃烧》中有一首《结霜桥》,唱出了对一个地方经历变迁的无奈与感叹。写这首歌时是什么样的心情?

黄宏墨:心情蛮沉重,不只是结霜桥一个地方,整个新加坡的快速发展,已经把很多文化遗产一个一个消除掉了。到现在几乎找不到一个共同的记忆,比如一个歌剧院,那是我们从小到大经常去的地方,或者一个公园,或者童年时候的一张床,一座小学,还有我们的左邻右舍。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以前,结霜桥是时代变化的一个缩影,这是我心底的一个情结。旧的东西,我们的领导人说改就改,就拆就拆,没有把它们当成值得留恋的地方,完全没有考虑到情感的那一部分。

陈维建:那就造成一种情感断裂。

黄宏墨:对!这个非常严重!这就造成了没有一种叫做“乡愁”的东西。当一个民族没有乡愁的话,就谈不上所谓的爱国。在施途当中,没有任何我们成长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东西,现在的状况是说走就走,因为我们没有感情的链带。

陈维建:您作为新加坡本土的人,可能觉得这个国家在文化上有一些弊端,但是恰恰外边的人,比如中国内地的人,也有很多人是向往新加坡的,向往她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。比如最近就有影星巩俐加入了新加坡国籍。对此,您是怎么看的?

黄宏墨:如果一个比较喜欢过舒适生活的人,经济条件又允许的话,新加坡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。可是如果你从人文的角度来选择居住地的话,那不会是一个理想的去处。在无奈之间,其实我也挺理解政府,新加坡太小了,真的有很多地方难以保留。可是,那些承载着公共记忆的地方,他们应该再三考虑是否要拆除。

陈维建:对文明的冲击,人们往往表现为无奈。您也在寻找精神的归宿,我知道您皈依了佛教,佛教对您的精神起到什么样的作用?

黄宏墨: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以前我是一个浮躁的人。在好多事情前面,稍一不舒服,就爆炸出来,反应是非常强烈的,内心很容易不平衡。对种种发生在身边的事情,都感到非常不满,心底总是非常不快乐。接触到佛教后,慢慢发现心情在改变。佛教说的是无常,人生本来是无常的。整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,为什么还如此斤斤计较?不过,我以前气愤的是正义跟邪恶的失衡,而非得失。

陈维建:您是新加坡流行乐坛的重量级人物,新加坡流行乐坛哪些地方值得中国内地参考?

黄宏墨:主要是策划吧,可是策划要投入很多的资金,我不知道可取不可取。我是个独立的创作者,我几乎没有与商业挂钩我做的是很个人的东西。而谈论整个新加坡的流行音乐,我不是一个适当的人选。

陈维建:那您觉得新加坡流行乐坛有什么不足呢?

黄宏墨:我觉得是在精神层面上。不仅仅是新加坡,几乎是整个华语歌坛,欠缺的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。都是听众要什么我们给什么,而不是我们心里想什么而写出什么。这是最大的分歧。

陈维建:您是怎么走向音乐路呢?

黄宏墨:中学时候,流行乐坛都是爱与恨的东西,动不动就爱你爱到入骨,恨你恨到入骨,当时我很反感那样的歌曲,一直不听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,听到刘家昌的歌曲,那里边有一些山山水水的东西,跟一些比较优雅的爱情,比较含蓄的东西。直到听到罗大佑的歌曲时,我才有了写歌的冲动。罗大佑写的歌,都是内在的东西,都是生活周围发生的种种之感触。当时我想,我也很多话要说,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也表达出来呢?

陈维建:写出来很容易,但是如何让别人能听到您的歌曲呢?

黄宏墨:当时其实是蛮难的,那个时候创作的环境刚形成,完全没有渠道。幸好写歌两年之后,1984年,有一档电台节目“歌韵新声”专门发表新歌,我就在那里开始发表创作歌曲,比如《那般情怀》、《趁我们年轻的时候》等歌曲。于是慢慢有一群共同爱好的人组成了“新谣”团体。不过,当时我不太积极参与群体活动,我只是把我的歌曲交给其他歌手去唱。直到1989年“新谣节”时,我写了歌曲《万种风情》。那时候找不到适当的歌手来唱,他们只好说服我,让我自己上去唱。当时我是站在台上会发抖的那种人,犹豫了好久。可是主办方BMG的经理一直鼓励我,坚持让我自己唱。这样人们才认识到黄宏墨是个什么样的人。1990年,就出版了个人首张创作专辑《野人的梦》。

陈维建:听您歌曲第一个强烈的感觉,是您的声音,非常有吸引力。看到您本人之后,觉得您很文气。但是您的声音很淳厚、绵长,这是您声音的本色,还是以后的训练才达成的?

黄宏墨:呵呵,我声音本来如此。确实新加坡人很少有这样的声音。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声音,其实很简单,有原因的。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在海上生活,我有个朋友住在海上看网箱,每个星期六,假期啊,我都会跑到他那里,抱着一把吉他,面对大海唱歌。有意无意间就练就了丹田气,形成了独特的豪放的唱腔。

陈维建:很像蒙古人啊。

黄宏墨:是一样的。蒙古人生活在草原上,环境造就了他们独特的声音。

 陈维建:您是如何进行创作的?是先有词,还是先有曲?

黄宏墨:我个人大部分创作是先有词,因为词能够带动我的思绪。比如我在创作《夕阳湖色》这首歌曲的时候,有一天我坐在一个湖边冥想,感受到一些画面,一种意境,回去就写出词来,然后用吉他弹唱出来,在弹唱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修整。

陈维建:对于现在喜欢歌曲创作的孩子,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?

黄宏墨:如果有条件的话,不要把它当成功利的事情来做。人能够创作其实是一种福分,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创作。既然你拥有这样一种能耐,就应该好好地利用它。你就可以真正地写出心中的感受,不用为了得到一些名和利,专门去做这个事。

陈维建:您比较欣赏哪些内地音乐人?除了田华,呵呵……

黄宏墨:(笑)老狼,以及那时候的一批音乐人。当然之前的崔健也是非常有诚意的音乐人。我最早了解内地音乐是从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开始的,那首歌是非常有震撼性的。我喜欢的还有朴树、许巍和田震。

黄宏墨:我听纯音乐比较多。听一些鸟叫声啊,海潮声啊,大自然之声。我最欣赏的是澳洲作曲家Tony O'Connor托尼·奥康诺)的作品,他的音乐碟我几乎都有收藏。他真正地进入原始森林,或在海边,录制了自然之声,通过自己的感觉,配上弦乐啊,吉他啊,把它们交融起来,产生了非常美妙的音乐。

陈维建:听说您喜欢看电影,您最喜欢什么样的电影?

黄宏墨:我曾看过一部电影,让我流了好长时间的泪。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应该是“星星(光)伴我心”,英文名是“Cinema Paradiso”,意大利片。直到今天,仍然让我觉得非常精彩。它讲述的也是我心底的一种故事,就像我们新加坡面对的种种变迁。它讲的是一群人同样生活在广场,广场里有一座剧院,那个剧院有一天要被拆除了,人们纷纷回来见证这件事。非常令人感动,我现在讲都觉得很难过。(注:黄宏墨老师讲的这部电影,另有一个人们更熟悉的中文译名,即“天堂电影院”)

最后,我还请黄宏墨老师谈谈对爱情的看法。他说,真正的爱情对他来说只有一次,不管时间过去多少年,那种最初的感动依然不能释怀。就像过去那些美好的建筑、音乐,或许当下的人已经觉得无所谓了,但是如果没有了过去,也就不会有好的将来。采访当中,我深深感到黄老师对得起他“宏墨”的名字。他博大而深沉的胸怀和歌声,令我对新加坡流行歌坛多了一分尊重。

黄宏墨主要作品:《万种风情》、《童言故乡》(注:以上两首曾被徐小凤改编演唱)、《野人的梦》、《笨鸟的表白》、《夕阳湖色》、《山情》、《最后的惦记》、《如果你不曾来过》、《惜缘》、《不能回头》、《沉默》、《结霜桥》


注:本文刊发于《流行歌曲》杂志2009年第5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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